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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5 21:37:49

                                                                        【环球时报记者】商务部部长钟山2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来到2020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接受采访。他在回答提问时表示,聪明的外商不会放弃中国庞大市场。

                                                                        1.删除《刑法》第93条第2款关于“从事公务的”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基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让这些人员统一回归一般“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真正身份,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限定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时,将以往规定由“从事公务的”准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且与职务相关的罪名,与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构成的相应罪名进行合并,重新设置法定刑,并在《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进行系统合并。例如,可以将《刑法》第163条、第184条中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刑法》第183条、第271条中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刑法》第272条、第185条中规定的“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分别合并,并按照后者确定罪名。具体刑罚可以参照《刑法》第383条和第384条的规定。

                                                                        全国工商联指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类型发生了较大变化,各种产权所有制形式深度融合,交叉持股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中,公有财产和非公有财产界限难以划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权责存在重合、交叉的情况。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滞后,导致从刑法理论到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都难以有效实现对民营经济的有效保护,也难以营造平等保护公平保护的法治环境。具体表现如下:1.非公经济领域的贪腐案件相对公有制经济领域惩罚偏轻、犯罪成本较低。针对公司企业人员侵占、挪用财产,在公有制经济领域规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对应规定为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针对收受他人财务为他人牟利的,在公有制经济领域是受贿罪,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则对应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认定及刑罚处罚也不相同,比如,贪污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职务侵占罪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挪用公款罪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挪用资金罪法定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受贿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在实践中,甚至导致非公有制企业的资金被挪用,往往只按民事纠纷处理。2.刑事追诉标准明显不同。例如,同为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侵吞、窃取、骗取公司、企业财产的行为,贪污罪的一般追诉起点数额是5000元,若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追诉起点数额可以低于5000元;而针对民企的所谓职务侵占行为数额在5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才予以立案。再如,同为挪用公司、企业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挪用公款数额在5000元至1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予以追究;而挪用非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才予以立案。这些问题,使得对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难以起到约束和威慑作用,无形中助长了民营企业内部一些管理人员的贪腐风气。

                                                                        对于外界针对中国出口医疗物资的所谓质疑,钟山25日强调,中国没有对医疗物资出口进行限制,“全球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已向19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大量医疗物资”,为全球应对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出口医疗物资的质量,建立了从商品生产到标准认证再到口岸监管三位一体的医疗物资监管体系。他说,出现过问题的出口医疗物资,都是外国企业到中国进行商业采购的。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在标准认证、质量上存在问题。中国已就此采取措施,严肃查处,禁止他们出口医疗物资。二是外国企业把非医疗用品、非医疗物资送进医院,甚至用到临床上,这非常危险。在得知一些国家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中国也对这一类企业进行了查处,“这个责任是进口方的”。

                                                                        据香港“橙新闻”22日报道,香港考评局委员会决定取消该试题,并将该试题从题库内删除,不会作为日后设题的参考选材。将来设题时,会更留意考评与课程及教学的配合。考评局称,考生分数将按同一试卷其他答题表现估算,选取较高分数作为考生于该题的最终得分。

                                                                        对于历史科出现该不当试题,杨润雄5月15日曾形容此次事件性质“严重”,称已要求香港考评局取消相关试题并适当调整。今天,杨润雄再次针对取消试题一事表示,该题目具有引导性,没有考虑到会造成伤害及冒犯,而且也不能讨论利弊,因此建议取消试题。他批评,有人未了解试题性质,便称教育局干预考评。他认为若试题出现问题,教育局就要指正。

                                                                        疫情发生后,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我国外贸外资形势严峻。钟山25日对此表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事关重大。他介绍说,从外贸看,最主要的是稳住外贸主体。现在全国外贸主体超过30万家,包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面对疫情的冲击,这些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党中央、国务院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产业链、供应链等政策上予以帮助支持。从外资看,一是要扩大外资的增量,二是要稳住外资的存量。

                                                                        杨润雄(图源:香港“东网”)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曾形容此事是“专业失误”,并表明不排除行使《考评局条例》赋予行政长官的权力,包括向考评局发出行政指示,以保障香港港教育质素与保护学生。她还反问考题如此不当,“是谁节外生枝?谁令这道考题如此不适当,引申出这么多考题以外社会上的争议?”

                                                                        此前,香港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曾对此以“历史教育所为何事?”为题撰文,强调牵涉侵略、屠杀等大是大非的题目,不可能在课本甚至试题中让学生讨论利弊。她质疑有人把涉事题目合理化、硬说为开放题题型,并驳斥这是“完全失焦的诡辩”,她表示,实际课程与正常教学,均不会探讨日本侵略为国家带来的“利”。